2013年1月24日 星期四

看感覺——評《游泳池(沒水)》 羅諄 撰文


 

大幕都還沒拉開,也沒有給觀眾一個警訊、也沒有提醒我們關掉手機。只是就開始傳出各種聲調反覆相疊連續:「然後他現在有游泳池了,真的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光從地台口的洞裡照出,感覺底下有一個世界或是什麼珍貴的寶物。洞的四周是紅色棉質吊索護欄,感覺摸起來很舒服。角色一個個從洞裡走出,感覺穿著奇裝異服、拾級而上的他們好像是一群藝術家,將要走上眾所矚目的伸展台。可是這上面的世界卻是用透視處裡,顯得非常龐大的、沒水的游泳池廢墟。

 

在劇場諷刺藝術家真的是非常合適,算是一種自嘲,劇中,角色沒有名字,他們開始喃喃不休,有時候碎語、有時候一直重複同一個字、有時候大吼尖叫,這些語言本來就是角色腦子裡的思緒,劇場好像一個翻來覆去的腦袋,演員就是神經,接受刺激,然後有節奏地電擊大腦,角色們互相不說話,而是朝向同一個目標說話,就是自己,他們這一群人的腦內集合。貼切的感受到藝術家依然表裡不一,或許是裡面就矛盾重重,情感有自己內部的對立、理性也有自己的對立。例如當他們的好朋友Sally因病去世,而他們之中那個已經飛黃騰達的「她」回來參加火葬的時候,他們開始罵她「賤人」、有很暴力地衝動,可是卻以一個像是小孩子演大象的動作和奇怪的聲音、而且其它的「神經」就立刻很緊張的表示沒有人要與他同謀、有的自省、講出自己一直隱瞞可怕的恨意、然後又說服自己放下、要向前走,要愛她。把自省的主詞換成「我們」的時候,好像就沒有只講「我」這麼彆扭。

藝術家好像該帶著崇高的理想、偉大的善意在觀照人間,也好像應該要脫凡超俗、與眾不同。這次讓我們看到他們有多麼平凡,他們心裡的渴望有多麼可怕,可是因為膽小又別得多麼可笑,他們易於常人的會幫自己找藉口,用以抵制他們的過度敏感。但這些敏感不是對別人敏感,他們以為他們可以對社會底層做出偉大的關懷,可是當他們的朋友摔得不成人形,他們卻說:「什麼感覺都沒有。我們什麼都做不了。不能碰她。但我們本來應該可以感受點什麼,沒有一點同情心的我們……」他們只能感覺自己,他們只能一直省視自己,他們根本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可是這個世界卻是一點都不天真純潔。他們面對了一個現實,就是所擁有的善意不像自己想像的這麼高,他們也只是人。

這些藝術家的腦中有自己一套描述事情的「美學」,所以很多象徵、扮演、重新詮釋,外在世界映照在舞台上呈現了他們心裡面的世界:所有的演員爬上高高的游泳池邊,站成兩排,只剩下一個人在池底走動,她說著帶相機去拍摔傷昏迷朋友的傷口這個事件,向著觀眾說,神色緊張卻帶著歉意的笑容。其他人會在某些詞句與她同時說,粗魯、大聲,強調那些詞語,並丟下鞋子,每次兩支,摔在地上的聲音很大,高高在上的人表情肅穆,好像陪審團,強調的字詞好像他們的罪狀,鞋子摔在地上好像一次又一次的判決。他們自己審判自己,他們自己解釋一切。

最後故事發展到他們毀了所有紀錄「她」受傷的照片,被剛復原的「她」發現之後,就殺了「她」。動作上卻是所有人都爬上最上舞台的高牆往後跳,除了一個脫得只剩內褲的男演員不斷在每個人跳下之後,衝過去好像非常震驚,轉過身來還要用一個玩樂的動作平復自己,當初Sally跳下去的時候他也是這樣,可是這次他沒有說話。還有那個在他們腦中的「她」也沒有跳下去,而是站在高牆上嘶吼:「這麼多年我還是個愚蠢的浪漫的人!」最後又說:「所以啦。點根蠟燭。烤個蛋糕。唱首歌。大家又在這裡了。我們又在一起了。然後這美夢好短然後噢這人生好長。」底下的男演員已經拿了一個布準備接她,很可笑,那根本不可能接的住她,可是感覺到藝術家心裡面非常單純的一面,也感覺非常的無奈,對於龐大的現實。而且最後跳下來的不是她,而是一直在台口沒有講話的「他」,另一個頭髮剃光好像癌症病患的男生站起來,背過去脫光衣服,跳進當初他們走上來的那個地洞裡,裡面還在發光,我們不知道那裡有沒有水。

在一個同樣以藝術為名的劇場,看到藝術的徒勞無功,看到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把自己腦中可笑的世界表現出來,直到他完成,然後拆台的時候、跟最後那個男演員跳進光中一樣,到底藝術是完成了?還是自我毀滅?我們都是一群愚蠢浪漫的人,我們聚在一起「裸泳、吸毒、創作、即興表演、關懷邊緣社會」或是導戲、演戲、設計舞台和排列可愛的電燈泡、寫評論。要表現自己與眾不同,又要找到一群一樣與眾不同的人來逃避孤獨。其實我們也只是一群平凡人,面對著現實世界講話、或者跟藝術對談,需要一點憐憫、還有愛。

城市來了——評《明天會是好天氣嗎?》 羅諄 撰文



1856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Nikolaevich1855-1881在位)簽署巴黎和約,結束克里米亞戰爭。戰後遂對俄羅斯帝國進行一系列改革。俄國鐵路由1855年的660哩增至1881年的144,000哩,促使工商業發展,中產階級與城市如雨後春筍。沙皇在1861年正式頒布法令解放農奴,從此數千萬的農民獲得人身自由,但規定農民需要分49年償還贖地費,獲得土地卻量少又貧瘠,難以營生。安東˙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 1860~1904)出生在農奴解放前一年,可是在那之前,他的祖父早已自己存錢贖身了。他們一家原本在亞速海邊的一個港口小城開雜貨店維生,生活艱難,父親非常嚴厲,經常打罵。後來因為父親的商店破產,舉家逃往莫斯科避債。契訶夫完成高中學業後也前往莫斯科(這個大城市),並進入莫斯科大學醫學系(成為一個中產階級)。因為家境困難,契訶夫寫一些快速好讀的幽默小品投稿給雜誌刊物,成為他寫作短篇小說的基礎,使他後來這一類的作品都有一種城市的速度感。

比之他的劇本作品,城市的龐大、快速、兼融夢想和現實、同時是出口也是死胡同、不太能捉摸不再是遙遠的存在。小說讓角色直接身處其中,因為那些舞台上不能夠發生的,像輸送帶一樣的場景移動;還有那些可笑、可愛、可憐的小動作特寫,或內心的混亂,在小說都很輕易可以呈現。可是反過來,城市帶來的壓迫感卻好像不如劇本了,因為小說中城市不見了,不被看到,安德烈醫生(第六病房)雖然說:「這是個可悲的城市。」可是這個城市並沒有櫻桃園》裡的那樣像一隻蹲伏狩獵的黑豹,因為安德烈醫生根本就一直都在這頭野獸的肚子裡,而我們大多數人也是。

契訶夫的《小人物》、《我的一生》、《第六病房》、《某某小姐的故事》、《跳來跳去的女人》這幾篇小說,不是從城市裡頭看城市、就是從城市裡看鄉村,然後反思城市。這是很接近我們的,在這個時代,幾乎要找不到鄉村了,就是鄉村,也早就被城市洗劫一空,一樣被資本主義緊緊掐住,休閒農莊、民宿。所以把小說放在舞台上,來解剖現代城市人的生活,可能可以是個很有論點的選擇。

這齣戲以台北市當代美術館的展品「魚雁計畫」開頭,科技感的小盒子空間亮著像星星的LED燈,表明這齣戲不是要我們欣賞古老遙遠的故事。盒子中,透過一個文藝少女之口,說出現代人很喜歡彼此聯繫,甚至發明出app這種輕便的玩意兒。可是在寫明信片這種「慎重的時刻」,她卻不知道該寫給誰,讓我們也跟著茫然。接著更神祕的,燈一暗一亮,我們就看到另一個女孩,不知道在哪個時代,凌空伸出雙手,好像在做某一種修練還是祈禱,然後一個帶著頑皮笑容的男孩站著看我們,開始說《小玩笑》這篇小說,把我們硬拖到風雪的山上。故事中,男孩故意每次在強風中說:「娜迦,我愛你。」讓女孩自我折磨地一遍一遍玩雪橇,卻等不到男孩當面說「那句話」。用這青澀、輕柔的浪漫開始說這個人和人之間斷裂的殘酷時代。

為什麼這麼渴望彼此聯繫?我覺得是因為城市帶來了斷裂,快速變化讓世代之間斷裂,舊制度的瓦解讓主僕、家國之間的關係斷裂。資訊和交通固然讓很遠的人不那麼遙遠,可是這些消息有時候反而成為與身邊的人之間的隔絕。然後感覺到了這些斷裂,更汲汲營營想要保住任何的聯繫,結果越搞越糟,甚至最後就跟自己斷裂了,跟自己的記憶斷裂、跟自己的情感斷裂。劇中一直由角色或旁觀者講述故事,好像就是要呈現這種狀態,可惜做得不乾淨,因為雖然和自己斷裂了,可是分裂出來的這個「自己」或者「敘述者」看不到立場,他們不以「斷裂」本身為沉重、但也不自嘲、也不憐憫自己,只是講完了,便走下去。這和所有企圖類似電影的敘事手法,在劇場都變成妨礙觀眾入戲,但是妨礙入戲並不是這齣戲要的效果,所以元素的使用(敘述者)和說故事的方法出了問題,就無法有所感受,反思自身了。

最後舞台上這個現代女孩寫了封信給自己,跟自己告別:「我就把你留在這裡了。」可是「這裡」是台北當代美術館嗎?她太輕了,她雖然對於斷裂感受到沉重,可是沒有說服力,我們不知道她是誰,她憑什麼在偉大作家筆下的小人物們之上,清高地講論這些?但我還是覺得她還蠻有趣的,是具有諷刺性,且令人發笑的一個角色。例如開頭每句斷得很清楚:「幾年前,我去當代美術館,那裡有個展品,叫做『魚雁計畫』……這個靈感想必是來自古人說的『魚雁往返』吧!」嗯……我還學過它的典故來自古詩十九首,由此判斷她是國中生。接著又說:「就像《哈利波特》裡的貓頭鷹……」到底想要做什麼呢?「感覺好魔幻!」……好幽默。我看到一個現代中產階級被諷刺,效果蠻好的。

契訶夫當然有悲天憫人的時刻,但是他還是幽默地在小說裡保持快而不輕的速度感,他的悲憫內化很深,表面上好像是呈現一個殘酷的笑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