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Nikolaevich，1855-1881在位)簽署巴黎和約，結束克里米亞戰爭。戰後遂對俄羅斯帝國進行一系列改革。俄國鐵路由1855年的660哩增至1881年的144,000哩，促使工商業發展，中產階級與城市如雨後春筍。沙皇在1861年正式頒布法令解放農奴，從此數千萬的農民獲得人身自由，但規定農民需要分49年償還贖地費，獲得土地卻量少又貧瘠，難以營生。安東˙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
1860~1904)出生在農奴解放前一年，可是在那之前，他的祖父早已自己存錢贖身了。他們一家原本在亞速海邊的一個港口小城開雜貨店維生，生活艱難，父親非常嚴厲，經常打罵。後來因為父親的商店破產，舉家逃往莫斯科避債。契訶夫完成高中學業後也前往莫斯科(這個大城市)，並進入莫斯科大學醫學系(成為一個中產階級)。因為家境困難，契訶夫寫一些快速好讀的幽默小品投稿給雜誌刊物，成為他寫作短篇小說的基礎，使他後來這一類的作品都有一種城市的速度感。
比之他的劇本作品，城市的龐大、快速、兼融夢想和現實、同時是出口也是死胡同、不太能捉摸不再是遙遠的存在。小說讓角色直接身處其中，因為那些舞台上不能夠發生的，像輸送帶一樣的場景移動；還有那些可笑、可愛、可憐的小動作特寫，或內心的混亂，在小說都很輕易可以呈現。可是反過來，城市帶來的壓迫感卻好像不如劇本了，因為小說中城市不見了，不被看到，安德烈醫生(第六病房)雖然說：｢這是個可悲的城市。｣可是這個城市並沒有《櫻桃園》裡的那樣像一隻蹲伏狩獵的黑豹，因為安德烈醫生根本就一直都在這頭野獸的肚子裡，而我們大多數人也是。
契訶夫的《小人物》、《我的一生》、《第六病房》、《某某小姐的故事》、《跳來跳去的女人》這幾篇小說，不是從城市裡頭看城市、就是從城市裡看鄉村，然後反思城市。這是很接近我們的，在這個時代，幾乎要找不到鄉村了，就是鄉村，也早就被城市洗劫一空，一樣被資本主義緊緊掐住，休閒農莊、民宿。所以把小說放在舞台上，來解剖現代城市人的生活，可能可以是個很有論點的選擇。
這齣戲以台北市當代美術館的展品｢魚雁計畫｣開頭，科技感的小盒子空間亮著像星星的LED燈，表明這齣戲不是要我們欣賞古老遙遠的故事。盒子中，透過一個文藝少女之口，說出現代人很喜歡彼此聯繫，甚至發明出app這種輕便的玩意兒。可是在寫明信片這種｢慎重的時刻｣，她卻不知道該寫給誰，讓我們也跟著茫然。接著更神祕的，燈一暗一亮，我們就看到另一個女孩，不知道在哪個時代，凌空伸出雙手，好像在做某一種修練還是祈禱，然後一個帶著頑皮笑容的男孩站著看我們，開始說《小玩笑》這篇小說，把我們硬拖到風雪的山上。故事中，男孩故意每次在強風中說：｢娜迦，我愛你。｣讓女孩自我折磨地一遍一遍玩雪橇，卻等不到男孩當面說｢那句話｣。用這青澀、輕柔的浪漫開始說這個人和人之間斷裂的殘酷時代。
為什麼這麼渴望彼此聯繫？我覺得是因為城市帶來了斷裂，快速變化讓世代之間斷裂，舊制度的瓦解讓主僕、家國之間的關係斷裂。資訊和交通固然讓很遠的人不那麼遙遠，可是這些消息有時候反而成為與身邊的人之間的隔絕。然後感覺到了這些斷裂，更汲汲營營想要保住任何的聯繫，結果越搞越糟，甚至最後就跟自己斷裂了，跟自己的記憶斷裂、跟自己的情感斷裂。劇中一直由角色或旁觀者講述故事，好像就是要呈現這種狀態，可惜做得不乾淨，因為雖然和自己斷裂了，可是分裂出來的這個｢自己｣或者｢敘述者｣看不到立場，他們不以｢斷裂｣本身為沉重、但也不自嘲、也不憐憫自己，只是講完了，便走下去。這和所有企圖類似電影的敘事手法，在劇場都變成妨礙觀眾入戲，但是妨礙入戲並不是這齣戲要的效果，所以元素的使用(敘述者)和說故事的方法出了問題，就無法有所感受，反思自身了。
最後舞台上這個現代女孩寫了封信給自己，跟自己告別：｢我就把你留在這裡了。｣可是｢這裡｣是台北當代美術館嗎？她太輕了，她雖然對於斷裂感受到沉重，可是沒有說服力，我們不知道她是誰，她憑什麼在偉大作家筆下的小人物們之上，清高地講論這些？但我還是覺得她還蠻有趣的，是具有諷刺性，且令人發笑的一個角色。例如開頭每句斷得很清楚：｢幾年前，我去當代美術館，那裡有個展品，叫做『魚雁計畫』……這個靈感想必是來自古人說的『魚雁往返』吧！｣嗯……我還學過它的典故來自古詩十九首，由此判斷她是國中生。接著又說：｢就像《哈利波特》裡的貓頭鷹……｣到底想要做什麼呢？｢感覺好魔幻！｣……好幽默。我看到一個現代中產階級被諷刺，效果蠻好的。
契訶夫當然有悲天憫人的時刻，但是他還是幽默地在小說裡保持快而不輕的速度感，他的悲憫內化很深，表面上好像是呈現一個殘酷的笑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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