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煙火》劇作家/潘惠森老師專訪

《人間煙火》劇作家/潘惠森老師專訪

問：北藝大戲劇系三年級學生　王蘊芝（下簡稱「芝」）

答：《人間煙火》劇作家　潘惠森老師（下簡稱「潘」）

芝： 《人間煙火》的故事創作靈感來自在哪裡？是香港80年代出生的年青人生活嗎？如果是的話，為什麼他們的生活會觸動您？

潘：創作這個戲的時候，我還在劇團工作，跟我經常合作的一班演員都是所謂 「80後」，他們給我的感覺很漂泊，哪裡有戲演就去哪裡，像遊牧民族，在追求戲劇愛好與生活現實的夾縫中，頗會照顧自己，亦因此而磨練出一種在我看來是有點來得太早的「滄桑」。我常想，當我在他們這個年紀的時候，是怎樣的一種狀態？想著想著，兩種體會就混在一起，寫成《人間煙火》。從某個意義來說，這是以「他者」之名來紀錄「自身」的一個習作。

芝：《人間煙火》於2009年在香港首演，是由潘老師自編自導，如今2013年於台北重演，五年過去，潘老師對劇本的看法有何改變？

潘：基本上沒有改變。大家都知道，劇本的生命只存在於劇場。2009年首演那夜，我看了半場就走了。不是因為不好看——自己的東西，再難堪也得看完不是嗎？而是因為趕搭飛機外出工作。此後也一直沒有翻看錄像。那半場的觀劇感受是挺好的啊，彷彿在看一段一段的日記，裡面的時空是模糊的，既遠且近；人物是似曾相識的，是他/她又不是他/她；很抒情。那天到了機場，登機前，有朋友text（譯：發簡訊給）我，說剛從劇院出來，眼泛淚光……。我心想，糟了，難道我搞了一台melodrama（譯：通俗劇）？這次北藝大演出，我很期待看一次完整的，並且要印証一下，我真有能力寫 melodrama（譯：通俗劇）？

芝：五年前的香港演出跟今次學製，兩次選角的著眼點有何不同，你對演員們有何期待？

潘：這次的導演，是我在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的同事司徒慧焯先生。選角的取捨主要是看他的。五年前我的演員全都是職業舞台演員，比較多實踐經驗，也肯定多了一些人生體驗，相較於學生的實習演出，本質上是有所不同的，也很難比較。我感覺北藝大的同學有一種渴望燃燒的激情。我期待他們真可以燒起來，燒出人間煙火。

芝：《人間煙火》內蒲英不見了小學最快樂的那一天，是暗指一九八九年六四學運？

潘：不是的。如果是，我會寫得明明白白，不讓觀眾揣測。人生總有快樂的時刻，我有過許多快樂的「一天」。但「最」快樂的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也搞不清了，所以我想透過這個戲，把它找出來。如此而已。

芝：潘老師的劇本以語言生動活潑見稱，今次學製演出由廣東話改成國語，在翻譯上有何難度？

潘：說難不難——意思的傳達不難；說易也不易——台詞的生命力是不易捕捉的。我只能盡我所能。我希望到了演出的時候，同學們可以化腐朽為神奇，補我的不足。這次的版本，分別也不盡在語言的轉換。我把整個劇本重寫了好幾次。過去在劇團工作，製作頻密，即便是重演，也沒時間認真修改劇本。去年開始，我辭了劇團的職務，只教書，客觀條件比較好，可以享受修改劇本的樂趣，也希望可以做得好一點吧。

芝：《人間煙火》內每個角色都對某些方面有著迷甚至歇斯底里的一面，例如蝶影迷信「能力自然超」，Mega迷戀看雜誌，是否想要藉此描述體現年青一輩對世界的疏離感，唯有向外找歸屬感？

潘：我自己也感到跟這個世界很疏離的，從小就這樣，跟很多事物格格不入。我想這是很普遍的現象吧。當你不能投入「外面」世界的時候，很自然地，你會自己建構一個「小宇宙」，有時候，創作一個戲的意義也不過如此，不一定跟「歸屬感」有關，有可能是一種不自覺的自我救贖行為吧。

芝：劇本中屢屢出現V.O（即場外音）的部分，這樣安排想要達到甚麼效果？

潘：這是在敍事上的一個小小實驗。一般而言，劇本主要由對話體（dialogue）的文字來建構。但有時候你會覺得，一個故事中，不是所有內容都適合用對話體來寫的。這亦是寫劇本的其中一個難處。用「場外音」的形式來寫的確有很多方便，但如果只是為了方便（交代劇情）而用「場外音」，那只能說明創作人的懶惰。我想，好的「場外音」是要與「戲」結合的，有戲劇張力的，有意境的，聲音（文字）與行動（舞台上正在發生的事）是互動或互補的……。說的容易做的難。我做到了多少，實在沒有把握。所以，我真的很期待來看你們的演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