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齣戲開始時，原來陪伴觀眾入座的柔和音樂沒有停下來，台上唯一的一扇門打開，光線從門後穿過煙霧，門後深處傳來喃喃祝頌，原來劇本上描述基督受難的台詞被填入佛樂，帶來極肅殺的氣氛，舞台上要發生的，是一場祭典儀式。一個精瘦慘白、僧侶打扮的演員走入。接下來他就一直在場上觀看一切。演員用誇張但是優雅的語調和肢體，好像過度渲染的新聞報導，又好像這一切是他精心布局的一場陰謀。敘述內容是戲中主角伊恩˙布雷迪(Ian Brady)和米拉˙希德麗(Myra Hindley)這對沼澤鴛鴦殺人魔的成長過程、互相結識、戀愛和性虐待、最後犯下多起兒童虐殺案。就像當代的新聞總是喜歡報導犯人的身世、成長背景，企圖讓佛洛伊德說明這一切，專業並合理地劃清｢一般民眾｣和這些｢罪犯｣，讓社會大眾舒服一點，這就和法西斯分化出｢廢人｣的概念如出一轍，只是比較深層。劇中說書人角色這樣具有｢神性｣，好像現代社會的媒體神話，操控著手術燈也操控著我們的觀點。
可惜當劇中其他角色也在場上，敘述者並沒有製造出強烈的對比，沒有讓我們意識到他一直都以一種殘酷的存在觀看，成為一個極高的階級。可能是因為演員刻意｢演｣邪惡，讓他在台上好像在玩弄人性中想要吞吃別人的那一部份，可是玩得不自在，反而在他自己刻意俾倪一切的時候，也被｢高人一等｣的自恃吞吃了。語言上也不引起觀眾的興趣。理解上的困難和穿插有關係，說書人對過去的｢報導｣穿插在劇中，跟台上正在發生的事不直接關聯。所以更需要演員把他的台詞消化投射，使得這些｢報導｣可以強化對社會的諷諭。是要讓觀眾更容易聽懂，感覺熟悉，想起日常生活中的法西斯，而不是更聽不懂，甚至不想聽。導演找了一個主持這整場儀式的角色，可是這個巫師好像太想演戲了，而沒有對他的儀式真誠。
扮演米拉的其中一個演員被強暴之後，掙扎著在下舞台脫下金色假髮，講了一段獨白。是一段難得的安靜，是敘事之外的第一段獨白，為整齣戲定調。這需要非常大的力量。導演安排了一個適當的環境：在獨白開始前，米拉脫下自己的衣服。三個米拉三個伊恩做了一些像是訓練、又帶著性虐待暗示的重複動作，例如米拉一邊數數，一邊用力坐在鋼琴琴鍵上，而伊恩跟著做伏地挺身。法西斯是高度自我訓練的，要達到所謂｢超人｣的地步。尼采覺得精神最後的超人境界，是像一個嬰孩一樣：天真、遺忘。有一段動作就是伊恩企圖把自己塞回米拉的子宮裡，讓她痛得大叫。這些一方面可能是暗示法西斯對｢超人｣可笑的片面化理解，另一方面也在用性虐待中展現更原始的權力慾望，斷章取義地取用了尼采的｢權力意志論｣，並且徹底執行。他們開始猜拳甩巴掌，玩暴虐的遊戲，非常強烈地征服扮演同樣角色的演員，可見這對鴛鴦殺人魔內心混亂、喧囂。直到米拉被伊恩壓制，台上才在悠揚的鋼琴聲和伊恩的喘氣聲中，歸於安靜，侵略她的男人也睡著了。都鋪排好了，甚至有些講出的語言被具體表演出來
(例如｢撞出一個洞｣，伊恩剛才就奮力地衝撞過幾次三面白色的牆)。為了要讓觀眾在忍受這一段精神煎熬之後，具體聽懂這段｢逃離軀殼｣的求救：｢求求你們，在牆壁上弄出一個洞，讓我可以逃離。這個洞就快要大到可以讓我離開，讓我可以脫離我的皮囊。｣這個演員向觀眾打開，所以能讓觀眾跟著她的身體微微顫抖，拿下假髮的那一刻有一點被震撼，告訴我們台上的不過是一樣性情的人，演員成了一面鏡子。我們聽得懂她的話，因為她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而且她真的想說這些。
觀眾也掌控了施暴的權力，就是觀看。劇本原本的三大段<對峙>、<沼澤情人>、<儀式聖歌>，導演將這三段化成元素，有時候甚至可以並存。當下舞台呈現劇本中<對峙>場那一群打扮滑稽、說著各種方言的妓女、嫖客、同性戀在互相打罵的時候，在深景工廠暗處
(這齣戲用到劇場背後的布景工廠)，三個伊恩、三個米拉在優雅地用餐、喝紅酒，杯盤碰擊被放大到有壓迫感的音量，像是一個遙遠的天堂，將<儀式聖歌>台詞中，聖餐喝血吃肉的意象具體呈現。他們也不時走出來看著這群可笑的人，好像他們說得沒錯，真的有比他們低下的廢人，而且狗咬狗，廢人還會瞧不起其他的廢人，豈不可笑？豈不是在浪費你我生存的資源和空間？豈不是應該讓他們消失在世界上？觀眾席跟工廠裡那個｢天堂｣，遙遙相對，一起躲在黑暗中品嘗著眼前這個｢待改正｣的世界。如蘇珊˙桑塔格在《西貝爾貝格的希特勒》一文中說：｢西貝爾貝格(在他的電影中)建議我們實實在在去聆聽希特勒說過的話，聆聽納粹主義曾經造成的這種革命文化……藉著希特勒，西貝爾貝格並非僅僅想表現其為歷史上肩負數千萬條人命的十足妖魔，他還引領觀眾認知道某種不隨希特勒死去而消滅的希特勒本質。｣我們厭惡台上的角色的同時，心裡就做出分化。如果只將這群角色只當成妖魔鬼怪，非我族類的鄙視，那隱藏的｢法西斯｣也明明可見了。
演員總在劇場中面對來自劇作家、導演、設計、製作群、還有觀眾的層層階級，就像劇中呈現的：被壓迫者同時也是施壓的人。他們說劇本上的台詞、執行導演的指令、任服裝設計在他們身上穿上(或是脫掉)各種奇裝異服、任各種光線打在他們身上、任觀眾觀看。這齣戲不只是在劇情中討論法西斯，更企圖挑戰觀眾的觀看霸權、挑戰文本、挑戰劇場。導演想要讓關於法西斯的論述不只是嘲諷，而是實踐，用劇場去對抗法西斯。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劇本片段的重組、聖歌被改成｢神聖的放飯｣、故意把台詞講成各種語言讓文字不這麼重要、打開劇場後面的工廠好像讓觀眾看到那些不該被看到的地方。另一方面，導演也成為壓迫者，讓觀眾感受到壓迫、更讓觀眾感覺到演員受到壓迫。因為他們好像工具，做著重複的機械化的動作，或是一些荒謬的事。讓觀眾不禁懷疑：到底演員懂他們自己在做什麼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不就很法西斯嗎？例如原本不存在劇本的中｢小女孩｣，是在說書人之後第二的出場地角色。她非常機械化地每五分鐘上台一次，每次上台都在象徵滅亡地洞口，跳下去就解脫了，可是小女孩又猶豫恐懼，站成優美但是不符合人體工學的芭雷三位腳，然後掙扎著向上伸手，說著無聲的話，可是最後她並沒有跳下去，反而站在光中，看每一個觀眾。從她堅定的眼神幾乎可以看到從開始到劇終留下的痕跡、可以看出來好像不跳下去是她自己的決定，這個時刻導演從她身上消失了，她要決定在光中安靜多久，然後讓戲結束。這場儀式的結果是，祭物並不打算被犧牲。我們心裡面都有法西斯的因子，但是也都還沒決定，可以重新審視，重新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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