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911

911/911

  本次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公演《死亡與少女》《911》在陰晴不定的春季中上演了。這次的兩檔研究所畢業製作非常有趣的碰到了某些巧合，或許是某種集體淺意識讓我們不知不覺不斷的觸碰著相同的主題吧。

　　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１，智利的「９１１政變」，在鐵幕的壟罩下美國擔心新任智利總統成為新的南美共產國家，於是扶持了軍政府發動了政變，政變發動後肅清了大量的異議人士、左派份子，在軍政府結束掌權之前不時有人消失，私刑被殺的人未有真正的官方統計。而美方從政變開始前便知曉智利的國內情勢，甚至是肅清之後。１９７９年美國中情局展開旋風行動，在阿富汗同時扶植了數個基本教義派聖戰組織，目的是防止中東的共產赤化，同年１２月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蘇聯陷入阿富汗基本教義派的泥沼當中長達２０年，美方不止出資甚至直接提供武器，而中國政府也派遣軍隊進行訓練與教育，其中一個組織便是策劃美國９１１的蓋達組織。

　　當然我們不能夠把戲的距離拉得這麼遠，但是這按事件脈絡來看，他們是有個相似的背景，並且兩本劇本都在討論同樣的大主題「正義」。而甚麼是正義的？美國的正義？個人的正義？政府的？還是基本教義派的？《死亡與少女》是將整個國家的主題濃縮至個人在討論一個伸張正義的可能。《９１１》則是將新聞的片段，每一個活生生的人身上發生的事件延伸展開，攤開在我們的面前不帶保留的給我們，在事件之後探討伸張正義之後的思考。一個在事件之前一個在事件之後，人們永遠在力求「公平」和「公義」。而兩齣戲客觀的呈現，由觀眾內心來審判，何謂正義？

　　一入場，我們來到了２００１／９／１１號那聲巨響之後的世界，舞台前方掛著巨大的白色布幔，布幔上閃爍著好幾個９１１的新聞畫面，直至觀眾入座結束。接著有個手持麥克風像是台灣談話性節目又像記者的演員，對觀眾直接進行訪問「你所記得的９１１」。但是當天的狀況不太好，可能演員還沒熟悉觀眾吧，整個程序有點太拖了，甚至還有觀眾直接叫快點開始演。舞台的開始在最後一位觀眾正要回答「我記得的９１１……」的瞬間燈暗，舞台燈大亮！演員們在白色的布幕後拍打著，整片白色的布幕後有著在媒體之下「真實」要衝出來意象，瞬間布幕落下。

　　

　　在整齣戲裡音樂占了大的一個部分，但導演也說了，他不打算用音樂劇的方式去呈現。雖然如此在維納韋爾劇本中的復聲和調好像有點開始失去它的集中力，當然也並不是說一定得用音樂劇的方式去行進，而是語言裡面的音樂性好像沒有那麼流暢了。也或許是演出的音樂把觀眾拉走太多吧，導致配樂跟演員的不協調，但演員能夠消化這種直白幾乎沒有標點符號的台詞並在舞台上清晰的演出也是一個挑戰，而我認為這樣的挑戰是成功的。而另一個不流暢則是在某些段落上演員的詮釋，有點抓不到當下講述的故事是演員本身或是角色本身，而導演在許多的意象的選擇也是有點摸不著頭緒，劇本用報章媒體剪裁而成的目的是盡量客觀，但《９１１》有一種快要被符號給吞噬的危險，劇中使用了很多性徵的方式，整齣戲看下來並不會有太大的突兀，好像就是我們在９１１之後所熟知的９１１事件（那個檢討過後的９１１）如此不就陷入了他想打破的陷阱當中了嗎？像是最後的賓拉登與布希的二重唱，將布希與賓拉登變成了小丑的造型，接著讓整個舞台變成某整嘉年華的狀態，來諷刺整齣事件，但諷刺之後呢？將整件事件再一次的符號化並不代表可以帶我們一次的進入事件本身或反思。甚至再一次的符號化也只是呈現出「討論後的９１１」，導演是否有加入自我的觀點還是跟著媒體起舞了呢？最後的結尾我想並沒有達到該劇真正的目的與訴求。

　　觀眾直盯著在石頭上趴著的少女，但沒幾個人注意到二樓站著一個醫生，一堵厚厚的高牆斜斜的擺在舞台中央，這是死亡與少女的開頭。或許是從小對正義英雄的崇拜，或者某種父權主義，對於正義人士的印象就是堅強有韌性的，我沒辦法接受如此搖擺不定而且柔弱的律師更別提他還要去當調查委員會的會長。而那位外來的訪客，被綁起來之後就瞬間消失在觀眾的眼中（沒戲了！？），那個曾被軍方抓去私刑並且性侵的婦人，神經質的拿著槍在舞台上走來走去，觀眾真的會開始懷疑是其實是女主角發瘋，而非故事的主線。而舞台的空間使用並不明確，燈光也因為空間不明確的關係產生問題，我認為寫實與非寫實非常需要舞台跟燈光的效果來執行，有時角色沒開燈燈就亮了，有時又需要做開關的動作，同一區位的燈光顏色也隨著不同景有變化，卻沒有明確的交代。

演員在舞台上的表演很多段落甚至產生了某種笑果，幾乎是演員本身在台上的笑點而不是角色，像是挾持和威脅，這在劇本中本來應該是非常具有張力的段落，在舞台上看起來卻搞笑荒謬。但劇本本身就有足夠的張力讓整齣戲走下去，導演在整齣戲的主題方向做了相當正確的選擇，並沒有加上過多的詮釋或是改編成台灣版（很容易不倫不類），因為基於台灣的歷史背景（白色恐怖），觀眾很快的就能從劇本跟社會產生連結。台灣經歷過那麼強烈的社會轉型，至今還未能完全的推離轉型的陣痛期，我認為這齣戲非常切合到目前的社會，不但可以再次意識到過去還未完結的冤案，甚至是關於正義的使用方式。在台灣人的心底，甚至是說所有人的心底在某一程度上都有私刑的渴望，對於外界無法達到的公平公義，我們如何從組織中去調適呢？

１９９３１０４５謝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