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說真話——九一一事件的吉光片羽
文字｜張家甄
21 MAR 2013
說真話的必要條件，除了先要有清明的洞察力，還必須兼具勇氣和膽識：勇氣用來直視現實；膽識則用來抵抗不合時宜、群體暴力。
面對九一一事件所引發的議題，當時的西方學界有何回應？九一一在這些知識分子眼中，帶有何種意義，又隱含什麼樣的象徵？下文選錄薩依德（Edward
W. Said）、桑塔格（Susan
Sontag）、紀傑克（Slavoj Žižek）等人，對於九一一事件的觀察。這些異議分子的真心話，不乏驚人的洞見，於今回顧，依舊曖曖生輝，發人省思。
薩依德：
大部分報導意在強調多數美國人憤怒、脆弱、想要復仇等普遍的感受，而政治人物與專家除了對悲傷與愛國主義的公式化表達，都反覆呼籲：我們不會被恐怖主義擊敗，一定會贏得這場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但是，恐怖主義在哪裡？要選擇哪一條戰線？具體目標為何？美國政府對這些問題沒有給予任何答案，僅模糊地暗示：「我們」要對付中東地區與伊斯蘭教，而且恐怖主義必須摧毀〔…〕布希政府罔顧美國長期干預中東情勢的歷史脈絡，不願意去理解「美國在這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國與其本土之外複雜世界的關聯」，反而以「恐怖主義」、「自由」等標籤，將問題簡化為「伊斯蘭教」與「西方世界」的對立。〔…〕
在美國的主流報導之中，九一一事件所引發的集體想像，除了呈現出美國在事件
當中無辜的受害者形象、猶如世界末日的現場以及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善惡之爭
恐怖攻擊行動的註解。在集體的想像中，美國當局以「恐怖主義」及「自由」的
普世價值受到挑戰為由，簡化了事件的本質與現實的實際情況：美國政界以「大
而無當的概念掩飾了不堪聞問的實質利益：石油、國防、在中東勢力日漸穩固的
猶太復國主義者〔…〕，以及一種對伊斯蘭教的敵意與無知（2002年）。
九一一事件的目的意在恐嚇和癱瘓美國人。這起事件非但經過周詳計畫，也果敢地執行，其所選擇的目標都深具象徵性：一是作為美國資本主義心臟的「世貿中心」，一是美國軍事系統的總部五角大廈。〔…〕雙子星大樓的崩毀，挾帶碎石、玻璃、飛塵及屍體，無疑是人世煉獄的場景。這起攻擊行動，顯然超越了政治的層次而被提升到形而上的層次（2004年）。
桑塔格：
在事發的二週後於《紐約客》（The New Yorker）發表〈強大幫不了我們的忙〉，文中即指出九一一攻擊的對象並非美國政府所謂的「文明」、「自由」或「自由世界」，而是針對美國這個「自詡為世界的超級強權」國家而發。這起事件也並非是一起「懦夫式」的攻擊，而是特定的美國聯盟自身具體行為的後果。〔…〕美國政府和主流媒體不斷散播「一致的偽善、隱藏事實的言辭」，告訴人民「美國是強大的國家」這種行徑，不僅與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的身分相悖，更無益於喚醒一些歷史自覺，幫助民眾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影響所及，真正該迫切思考的問題，如「美國情報單位和反情報單位的不當、美國現行的對外政策，尤其是中東政策以及武力防衛的規劃步驟」，反而受到忽略。（2001年，事發後的第二週，〈強大幫不了我們的忙〉）
美國政府從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的決策過程，表面上是向恐怖主義宣戰，實質上則是延伸美國權力。「戰爭」一詞可以是一種隱喻，例如我們會說向貧窮或是毒品宣戰。可是卻沒有人會認為，沒有具體目標和和終戰之日的反恐戰爭是一個隱喻。但它確實是，而且還伴隨強大的後果。相對於戰爭的隱喻，以巴衝突就是一場真實的戰爭，而非隱喻，因為真實的戰爭總有開始和結束之時。〔…〕當布希政府將恐怖主義定調在跨國的秘密組織，代表的是：美國政府給了自己一張可以為所欲為的許可證。〔…〕與其說反恐戰爭是戰爭，倒不如說是一則要求延伸美國權力的命令。美國政府向恐怖主義宣戰是「假戰爭的假宣言」（the pseudo-declaration of
pseudo-war），這樣的行動不能稱作是「戰爭」，而不過是「一個相信自己的勢力不容挑戰的國家想延伸權力的宣示」。（2002年〈真實的戰爭與空洞的隱喻〉）
紀傑克：
在9/11攻擊之後幾個月的現在，就好像我們一直住在創傷事件與它象徵性
的影響之間的某種特殊時空，就在我們被深深撕裂之後的片刻，就在傷痛完全擊導我們之前。我們還不知道這些事件將會如何以象徵的方式出現，他們象徵性的效力會是什麼，他們又會被召喚去合理化什麼樣的行為。〔…〕真正的衝突其實來自各個文明之中的衝突：應該把焦點放在這種衝突的經濟背景層面，意即「經濟利益的彼此衝突，以及美國自身地緣政治的利益」〔…〕反恐戰爭看似自由民主與基本教義派的對決，事實上則體現了當今的全球化脈絡之中，資本主義與其過剩之間的緊張關係。無論是宣稱九一一攻擊乃是針對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而發的布希，抑或是反對全球化資本主義之擴張的賓拉登，兩造的暴力行動使得倫理的思考「被罪惡與恐怖的道德化數學〔運算〕（the
moralizing mathematics of guilt and horror）所取代」。重點所在並非在「我們」（美國帝國／世界警察）與「他們」（賓拉登）之間做出選擇，而應該要「堅持真正的選擇是資本主義與其他者之間的選擇」（強調處為原文所有）。當布希向恐怖主義宣戰，甚至列舉出「邪惡軸心」的說法，我們該問的是：布希政府為什麼把九一一事件提升為絕對罪惡，而成為無法解釋與／或辯證的真空（2006年，《歡迎光臨真實荒漠》）。
其他精選語錄
德希達與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Jü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對恐怖主義的共識是：恐怖主義是躲避現實的概念，揭露了全球政治舞臺即將面臨的危險與挑戰。我們該問的是：「在何種基礎上，恐佈主義可以宣稱自身是出身政治背景，而自外於一般的犯罪行動之範疇﹖而恐怖主義是否能與戰爭完全區隔開來﹖」（ 2003年）。
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當貿易的全球化終結了人權、自由、文化、民主等價值的普世性（universality），這種對具批判意識的否定性（critical negativity）的排除，開啟了全球性暴力（2006年）。
柏格（John Berger）：
落在日本的兩顆原子彈宣示了美國從此成為這個世界的軍事強權，而九一一攻擊則傳達了這股超級力量的地位不再，這兩起事件分別標示著一個時代的開始與結束。
[1] 由杭亭頓在一九九三年發表的學說。在〈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他企圖讓美國人瞭解世界政治在冷戰結束後邁向了新階段，其主要論點為：在新世界中，衝突的根源與意識形態或經濟無關，人類之間的隔閡與衝突的主要根源在於文明。因此，主宰未來的全球政治型態的關鍵將會是文明的衝突。然而，杭亭頓草率地將世界分成「西方」與「伊斯蘭」兩大陣營，過度簡化了文化認同的問題，忽略了在世界歷史中，國際間的互動除了軍事衝突，尚有文化與商業的交流活動。此一概念也遭到了挑戰。關於杭亭頓如何析論跨文明衝突以及伊斯蘭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可參閱其作《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聯經，1997），頁24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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