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6日 星期三

《人間煙火》劇作家/潘惠森老師專訪

《人間煙火》劇作家/潘惠森老師專訪

問:北藝大戲劇系三年級學生 王蘊芝(下簡稱「芝」)
答:《人間煙火》劇作家 潘惠森老師(下簡稱「潘」)

芝: 《人間煙火》的故事創作靈感來自在哪裡?是香港80年代出生的年青人生活嗎?如果是的話,為什麼他們的生活會觸動您?

潘:創作這個戲的時候,我還在劇團工作,跟我經常合作的一班演員都是所謂 80後」,他們給我的感覺很漂泊,哪裡有戲演就去哪裡,像遊牧民族,在追求戲劇愛好與生活現實的夾縫中,頗會照顧自己,亦因此而磨練出一種在我看來是有點來得太早的「滄桑」。我常想,當我在他們這個年紀的時候,是怎樣的一種狀態?想著想著,兩種體會就混在一起,寫成《人間煙火》。從某個意義來說,這是以「他者」之名來紀錄「自身」的一個習作。

芝:《人間煙火》於2009年在香港首演,是由潘老師自編自導,如今2013年於台北重演,五年過去,潘老師對劇本的看法有何改變?

潘:基本上沒有改變。大家都知道,劇本的生命只存在於劇場。2009年首演那夜,我看了半場就走了。不是因為不好看——自己的東西,再難堪也得看完不是嗎?而是因為趕搭飛機外出工作。此後也一直沒有翻看錄像。那半場的觀劇感受是挺好的啊,彷彿在看一段一段的日記,裡面的時空是模糊的,既遠且近;人物是似曾相識的,是他/她又不是他/她;很抒情。那天到了機場,登機前,有朋友text(譯:發簡訊給)我,說剛從劇院出來,眼泛淚光……。我心想,糟了,難道我搞了一台melodrama(譯:通俗劇)?這次北藝大演出,我很期待看一次完整的,並且要印証一下,我真有能力寫 melodrama(譯:通俗劇)?

芝:五年前的香港演出跟今次學製,兩次選角的著眼點有何不同,你對演員們有何期待?

潘:這次的導演,是我在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的同事司徒慧焯先生。選角的取捨主要是看他的。五年前我的演員全都是職業舞台演員,比較多實踐經驗,也肯定多了一些人生體驗,相較於學生的實習演出,本質上是有所不同的,也很難比較。我感覺北藝大的同學有一種渴望燃燒的激情。我期待他們真可以燒起來,燒出人間煙火。



芝:《人間煙火》內蒲英不見了小學最快樂的那一天,是暗指一九八九年六四學運?

潘:不是的。如果是,我會寫得明明白白,不讓觀眾揣測。人生總有快樂的時刻,我有過許多快樂的「一天」。但「最」快樂的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也搞不清了,所以我想透過這個戲,把它找出來。如此而已。

芝:潘老師的劇本以語言生動活潑見稱,今次學製演出由廣東話改成國語,在翻譯上有何難度?

潘:說難不難——意思的傳達不難;說易也不易——台詞的生命力是不易捕捉的。我只能盡我所能。我希望到了演出的時候,同學們可以化腐朽為神奇,補我的不足。這次的版本,分別也不盡在語言的轉換。我把整個劇本重寫了好幾次。過去在劇團工作,製作頻密,即便是重演,也沒時間認真修改劇本。去年開始,我辭了劇團的職務,只教書,客觀條件比較好,可以享受修改劇本的樂趣,也希望可以做得好一點吧。

芝:《人間煙火》內每個角色都對某些方面有著迷甚至歇斯底里的一面,例如蝶影迷信「能力自然超」,Mega迷戀看雜誌,是否想要藉此描述體現年青一輩對世界的疏離感,唯有向外找歸屬感?

潘:我自己也感到跟這個世界很疏離的,從小就這樣,跟很多事物格格不入。我想這是很普遍的現象吧。當你不能投入「外面」世界的時候,很自然地,你會自己建構一個「小宇宙」,有時候,創作一個戲的意義也不過如此,不一定跟「歸屬感」有關,有可能是一種不自覺的自我救贖行為吧。

芝:劇本中屢屢出現V.O(即場外音)的部分,這樣安排想要達到甚麼效果?

潘:這是在敍事上的一個小小實驗。一般而言,劇本主要由對話體(dialogue)的文字來建構。但有時候你會覺得,一個故事中,不是所有內容都適合用對話體來寫的。這亦是寫劇本的其中一個難處。用「場外音」的形式來寫的確有很多方便,但如果只是為了方便(交代劇情)而用「場外音」,那只能說明創作人的懶惰。我想,好的「場外音」是要與「戲」結合的,有戲劇張力的,有意境的,聲音(文字)與行動(舞台上正在發生的事)是互動或互補的……。說的容易做的難。我做到了多少,實在沒有把握。所以,我真的很期待來看你們的演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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